江青究竟是怎么“追”毛泽东的？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和江青好上的？文革初期，江青曾“骄傲”地说过：“主席看上了我的艺术才能”。但江青被捕后，又有一种新说法：当年在延安时，每逢毛泽东演讲，江青总会坐在第一排，故意歪着头，扑闪着大眼睛，不停地向毛泽东“放电”，然后，又以请教问题为由，有事没事地老往毛泽东在山的驻地跑，一来二去总算达到了目的。

事实上，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虽然不排除其中一方比较主动，甚至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基础上的两情相悦，相互欣赏。无论江青晚年怎么样，但其早年却是一个妥妥的进步青年，否则，她就不会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更不会在“七七事变”刚发生不久就放弃了在上海、重庆等地继续当“明星”，过养尊处优生活的条件，跑到贫瘠落后的延安来“追求光明”。可以肯定地说，相貌平平的江青身上如果没有“进步性”，没有过人的特质，单靠“明星”的头衔是不可能被毛泽东所接受的。至于江青后来犯了错误，那就另当别论，不在本文介绍范围内了。

1937年8月，江青在老朋友、地下党员徐明清的介绍下，凭着一本出演进步剧目的影集，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受到了危拱之和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又经过博古的亲自“面试”才获准进入延安。

和江青一起前往延安的还有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夫人朱仲芷等人。8月25日傍晚，当她们搭乘一辆红军运粮的大卡车来到距离延安尚有80公里的洛川时，正赶上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

江青此时已经小有名气，属于延安需要“重点引进”的人才，再加上那时的人际关系简单，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所以，当领导们从肖劲光口中得知“蓝苹”来了后，便簇拥着一起过来看望。而江青，据她几十年后对记者所说，一路颠簸到这里后，骨头就像散了架一样，连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当听说中央领导人要来后，硬是强撑着和领导们握了握手。这是江青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双方只是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寒暄了一番，并没有深谈。

第二天一早，江青便“应邀”和朱仲芷一起改乘运送参会人员回延安的卡车。车厢里不仅没有货物，而且还有椅子、扶手，比运粮卡车惬意多了。她不知道，毛泽东也在这辆车上，只不过，他坐在驾驶室里，而江青和其它人坐在车厢里罢了。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暗示：江青和毛泽东将走上共同的人生道路

果然，他们的轨迹注定相交。

朱仲芷是长沙人，其父朱剑凡倾向革命，早年曾资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一直与毛泽东保持着深厚情谊。到延安的第二天，朱仲芷将父亲托她带来的腊肉给毛泽东送去，正好江青闲来无事，便和朱仲芷一起到毛泽东住处“凑热闹”。朱仲芷后来回忆说：那次，江青就“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刚和别人谈完话，正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就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这次拜访很短暂，也很匆忙，在江青与毛泽东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江青却给朱仲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精干”。这应该是正面的评价。

到延安后，江青因为没有携带组织关系，而且还有被捕经历，所以必须接受审查后才能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利用被审查期间的闲暇，江青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巡视团，对延安各学校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当时交通、卫生条件很差，这项工作十分辛苦，全靠双腿走村串乡，而且黄土高坡水贵如油，别说保证不了洗脸洗脚，有时甚至不得不直接饮用浑浊的泥浆水……但江青却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受到带队的陈正人的表扬。好在江青的入党介绍人黄敬此时已到五台山工作，而她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徐明清也到了延安。在他们的证明下，江青两个月后便恢复了党籍，并于1937年11月进入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

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有所联系，但并不多。因为，毛泽东每次到党校演讲，都是好几百人坐在操场上的大课，各班所在的位置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怎么也不可能把“以出狱人员为主”的第12班安排在第一排，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江青坐在第一排，扑闪着大眼睛“放电”的现象。当然，如果江青有心的话，是能找到机会在课间和毛泽东互动的。不过，中央党校学员中人才济济，品貌、学识、口才都胜于江青的大有人在，让毛泽东拿出太多的时间与一个还不太了解的人进行交流似乎也不太可能。江青虽然是演员出身，性格开朗大方，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肚子里没有点“货”，过分“出风头”，恐怕只会贻笑大方，让毛泽东反感。事实上，江青在党校期间虽然很活跃，但是很低调，在学习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偶尔开口，态度也较诚恳谦虚：“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有人说，江青为了“套近乎”常常找一些问题跑到毛泽东驻地去请教。对于这样的说法，至少在叶子龙就毛泽东与江青的交往所做的回忆中未见提及，想来应该属于以讹传讹。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江青党校结业后。

江青在党校只学习了半年，就于1938年4月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同时还是学校教务会议和训育会议的参加人员。应该说，从此时起，江青便对我党文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江青到鲁艺不久，就搞了个“大动作”，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为纪念建党17周年和全面抗战一周年，江青在延安搞了个“抗战戏剧节”，组织排练了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等剧目，并都获得极大成功。同时，江青还亲自参加演出。不仅在《流寇队长》中饰演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而且在《松花江》里扮演女主角肖桂英。人物跨度如此之大的两个角色，让江青能在同一时间演绎得惟妙惟肖，反映了她的艺术功底颇为不虚。

《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改编而成的一出现代新戏，描述了松花江上一对渔民父女奋起抗日的故事。剧中扮演老父亲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阿甲评论说：“穿着渔民、农民的日常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是延安上演的第一出现代新戏，也是“革命现代京剧”的萌芽之作。

7月7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抗战周年纪念文艺演出。其压轴节目就是《松花江》。

正是因为《松花江》，才引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注意。这不仅是因为江青唱念俱佳，舞台形象好，更在于她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所做的探索与毛泽东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想法不谋而合，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提供了艺术样本。从毛泽东1942年给延安评剧院题词“推陈出新”到1951年给中国戏剧研究院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再到支持江青搞“戏剧革命”……足见毛泽东把用传统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提得多么高。无论毛泽东的这些支持是否正确，也无论“样板戏”的功过是非，但这至少反映了毛泽东与江青在艺术思想上的共鸣。自古“知音难觅”。在这贫瘠边塞之地，有这样一个“懂自己”的“红颜知己”，毛泽东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丝心动呢？

演出完毕后，毛泽东和其它领导到后台接见演员时，自然免不了与“编剧”兼“主演”的江青有比较多的交流。江青见过大世面，面对毛泽东没有丝毫的慌乱，有问有答，从容得体，又为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加了不少分。

此后，毛泽东才和江青逐渐有了私下的交流。毛泽东有个很大的特点，凡事总要从思想上进行分析、解决，所以他特别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而文化艺术又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部分。所以，每有新观点，或者新作品时，毛泽东难免要听一听作为“行家”的江青的意见。有时，毛泽东到外演讲时，还会让人送票给江青，让江青听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江青有时也送票给毛泽东，邀请他来观看自己的演出……英雄、美女，在这样的琴瑟和鸣中，如果没有一点涟漪，那才真是匪夷所思。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任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据叶子龙的回忆，这时江青就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同居，并不违背当时的道德标准。那一代共产党人受“五四”思想影响颇深，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毛泽东1919年曾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父母代办政策》中写到：“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这是“五四”后，很多青年人都认可的观点。显然，这与“滥性”有着本质区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五四”后的“名人”们为什么很多既有多段感情，但又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脚踏两只船”的现象。“跟着感觉走”，感情是唯一标准，有感情就在一起，没感情就一拍两散。这就是“五四青年”们的思想。江青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她有过多次恋爱史，但在每一段感情持续期间，她却是专一的。

说明了这个问题，才能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民风闭塞的延安与江青公开同居。须知，毛泽东此时还只是我党事实上的领袖，“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而且，王明也已于1937年底从苏联回来，正企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用教条主义取代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此时，毛泽东稍有不慎，都会惹来大麻烦。由此也可反证，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分手，和江青的交往，乃至“同居”，在当时都得到了主流的认可，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当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要和江青结婚时，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主要是因为江青的身份。

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对那些反对意见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有点“因人而异”。刘少奇的前妻谢飞写信给毛泽东说，“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这些话是很重的，但毛泽东一笑置之，根本没当回事；接到井冈山老战士陈伯钧的反对信后，毛泽东稍稍重视了一些，回信说：“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你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虽然“绵里藏针”，但还算客气；但当新四军项英来电表示反对时，毛泽东却用军用电台回了五个字：“我学孙中山”。明显有些动怒了。后来江青解释说，项英反对的理由之一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年龄悬殊过大，所以毛泽东如此“回怼”；而得知陈云曾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要江青注意后，毛泽东的火气似乎更大了一些，直接给陈云打电话，一通责骂：“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但让毛泽东反应最强烈的却是张闻天。接到张闻天的“反对信”后，毛泽东十分生气，当着送信的战士把信撕得粉粹：“回去告诉总书记，我明天就结婚，看谁管得着！”

毛泽东说到做到，第二天果然让秘书在驻地摆了两桌酒席。

事情有些不好办了。按当时的政策，所谓的结婚，无非就是组织批准后，召集亲朋好友吃顿饭，有的甚至吃点瓜子，向大家宣布一下，大家认可就行了。可现在，组织上还没有批准呢，毛泽东却“请客”昭告天下了。那么，毛泽东和江青的这个婚姻究竟合法不合法？

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说：“主席，请你回避一下，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毛泽东知道他们可能要研究自己的婚姻问题，便到旁边的窑洞里看报纸。会上，大家对毛泽东的婚姻分歧很大，虽然两大“巨头”周恩来、张闻天都持反对意见，但支持毛泽东的人也不少。双方争论不休，只好付诸表决。结果，支持毛泽东的占了大多数！

于是，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为了夫妻。此前，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应大伙儿的要求，毛泽东就吩咐叶子龙在机关合作社办了两桌饭菜，请了“闹得凶”的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11月20日，叶子龙再次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了上次未请的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人。这次宴席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和江青成婚，江青也第一次以女主人身份招待客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天，日本人也来凑热闹，对延安进行了大轰炸。于是，民间传出了说法：“主席结婚，惊天动地”。